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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你們這幫路癡

        2019-09-2609:12:07來源:北京青年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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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主題:我們為什么要閱讀城市

        時間:2019年8月10日

        地點:魯迅書店

        嘉賓:楊早 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

        主辦:閱讀鄰居

        從古以來

        中國人就沒有太強的地域意識

        今年5月底,我們去了高郵,尋訪汪曾祺的足跡。回來那一天,先到揚州去坐火車,去了一家書店叫邊城書店。突然發現這家書店自己印了清代的揚州地圖,十塊錢一張。當時我特別興奮,因為從來沒有見過這么便宜的古地圖,就買了四張,自己留一張,還分別送了三位學生一人一張。沒想到她們不太領情,還面露困惑地說:老師我們讀不懂。

        這件事情喚起了我內心一直存在的一個遺憾。是什么?有人說我們從小沒有一個建筑課,沒有一個設計課。實際上不是我們從小,而是從古以來,中國人就沒有太強的地域意識。

        我寫過一篇書評叫《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你們這幫路癡》,我們的四大名著里面除了《紅樓夢》是架空的不好說以外,別的小說里面路線都是有很大問題的。最明顯的就是宋江在潯陽樓題反詩,大家知道那是在九江。因為題反詩被判死刑,戴宗要把死刑文書送到東京去。請問:他從江西到開封,為什么會經過梁山泊?怎么會經過梁山,然后被梁山抓上去,將死刑文書倒換一下?你再去看關羽千里走單騎,你就發現他在繞著黃河轉圈。不知道為什么要三四遍地過黃河,不斷地渡來渡去?

        整個中國文化里面,對地理空間的想象都非常薄弱。有很多人研究地名之學,但對他們來說,地名就是地名,他們只關心這個地方它古代叫什么,現在叫什么,搞得很清楚。但這個地方在哪里,一點都不清楚,地圖上畫的也是模糊的。不信你去看清朝的全國地圖,完全是錯亂的。世界地圖就更不要說了。

        中國人的地理傳統相當薄弱。讀高中的時候,地理只有文科班才學,但真要考地理相關專業,卻又得是理科生。地理是比歷史或生物更邊緣的學科。一班文科生吭哧吭哧地背著哪里哪里有什么礦產,中國有幾條鐵路干線,背得煙焦火燎,卻不知道這些對自己有什么用。鄉土地理就更不用說了,你閉上眼想想:你能說出家鄉省份的多少個縣名?給你一張空白地圖,這些縣的南北東西你都能標對嗎?

        這不能怪你。我在搜尋晚清資料時,經常能碰到中西方不同時代的地圖。中國古代大部分的地理圖,具有很強的寫意性。如果一個地理學得不太好的人,穿越回古代,憑印象畫出的地圖,就是那個樣子,比例尺、相對方位什么的幾乎談不上,而且畫什么不畫什么,也有很強的價值感。比如那么多府志、縣志里的城區圖,都只有政治與文化、宗教建筑,你要想知道菜市在哪里,牲畜在哪里買賣,家具該去哪兒做,花街要怎么走……這些只保存在野史筆記與故老相傳中。

        地理性的錯誤

        幾乎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

        像這種地理上的錯誤,在中國文學里面一直存在。前兩年我看嚴歌苓的《陸犯焉識》,發現作者讓主人公從三峽坐船出四川,在宜賓下的船。這明顯是搞錯了,那個地名應該是宜昌,不是宜賓。嚴歌苓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四川的作家,搞錯本身就不太應該了。而從書稿到出版,這么多的編輯,一審二審三審,為什么連這一點沒看出來?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味的表征。這種地理性的錯誤,在我們的中國文學里面還可以找到非常多,它幾乎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。

        最近出了兩本《南京傳》,一本是葉兆言寫的,一本是張新奇寫的。兩位作者都是南京出生的作家。我看媒體上在討論兩本《南京傳》哪本更好,朋友圈也有很多作家夸贊。這兩本《南京傳》我都看了,我覺得都不合格。不合格的原因,就是這兩本《南京傳》,幾乎都沒有任何空間地理意識。書中既沒有任何一幅地圖,也沒有多少關于地理的描寫。想看到從古至今對南京的規劃與建設,更是緣木求魚。看完以后,我對南京這座城市的整體印象,仍然非常模糊,只是了解了南京的歷史。所以,這是典型的“重時間、輕空間”的思維方式,在文學里面的反映。

        我在“簡說中國史”的網課里面再三強調,我認為中國歷史有兩個關鍵節點,一個是安史之亂。因為安史之亂之后,中華帝國就從一個自秦朝開始的外向型帝國開始收縮,因為它踢到鐵板了,內部也出現大的問題,正好就對應著唐宋轉型——宋跟唐相比有很多的變化,這變化之一就是,一個帝國開始從外向擴張變化到往內收縮。漢唐時候喜歡“開邊”,到了唐以后沒有了,都是往里收縮,更集中于內部的精細化建設。這是中國一個巨大的變化,也是一種事實上的地理變化。

        另外一個節點是1582年8月7日,利瑪竇來華。利瑪竇來華帶來的變化,就是第一次給了中國人準確的世界地圖,讓大家知道中國在哪兒,整個世界是什么樣子的。當然當時愿意去看、去相信的人還是少,到了清朝大家還相信《鏡花緣》,還相信《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》里面的描述。但是利瑪竇至少提供了一種可能性,如果你愿意了解,你可以了解中國和世界的關系。

        對地理環境認知的細部化

        這是中國文化里面特別缺的一塊

        為什么地理空間想象會如此重要?

        包括我們自己的閱讀習慣。你如果去看中國的小說——我就不說古代小說了——就從現代小說,一直到當代小說,你都會發現里面的地理描寫微乎其微。我們小時候讀巴爾扎克,最讓我印象深刻的,比如說《歐也妮·葛朗臺》,前面有十多頁都是在寫景物和地理。我當時煩死了,趕緊翻過去,心想怎么還沒開始故事?男女主人公的愛情什么的到哪兒去了?

        一直在追故事,這是中國的一個閱讀特色。那么前面這十幾頁的景物描寫是沒有用的嗎?不是,它是在勾勒整個故事發生的地理環境。但中國沒有這個觀念,中國小說動不動就是話說哪年哪年,某鄉某村有個什么員外,你看完整部小說,也不知道整個故事里面他的生活環境是什么樣子的。

        但是在西方的作家筆下,這是一個必修課。西方從古以來對地圖都特別重視,包括你看《冰與火之歌》也好,《魔戒》也好,它都能夠復原出一幅地圖出來,《哈利·波特》也能復現出地圖來。但是你想想中國的哪部小說你能復原出一幅地圖來?對地理環境認知的細部化,這是中國文化里面特別缺的一塊。

        所以完全有可能,我們到一座城市生活了多年,仍然對這座城市毫不了解。比如2000年我親耳聽莫言說:“我在北京生活20多年了,我知道的北京就是我們家周圍兩公里范圍內。”賈樟柯也說:“北京對我來說,就是北三環。”我相信關于這一點,在座各位應該都有經驗。

        還有一次我們一起去宣南走的時候,江河在北京也十多年了,然后跟我說:“老師,這里也是北京?好像我從來沒來過這里。”大家也可以想想:北京你還有多少地方沒有去過?包括今天我們走了好幾個地方,其實以前大家都沒有去過。

        可是有些感覺,你不去你是體會不出來的。比如這兩年,解璽璋老師寫了《梁啟超傳》,許知遠也寫了“梁啟超傳”,我不知道他們去過新會沒有。我想如果我來寫的話,我第一章要寫什么?梁啟超的故居。那是所有人的故居里面,我見過風水最好的,直接就可以看到巴金寫的“小鳥天堂”,遠山背水,門口一口池塘。跟康有為他們的故居比起來,好太多了。

        當然你可以說“我不信風水”。不管信不信,但環境確實跟一個人的成長有巨大的關系。所以為什么我在讀汪曾祺的時候,那么強調說大家要關注江淮水災對高郵的影響,因為這種環境對一個小孩、對一個人的成長經歷的影響有多大,難以估量。

        對自己身處的世界都沒想象清楚

        怎么去想象更廣大的宇宙

        邱小石說過我們從小住的丘陵地帶、富順二中的環境對我們從小的影響。他寫過一篇文章,說他從小以為——我們富順二中旁邊是條江叫沱江,是長江在四川一條大的支流——他從小以為沱江對面就是臺灣。就是這樣,因為你的活動半徑被框在這邊,你根本不知道對岸是什么東西,這就會造成無窮的想象。所有民族古代的想象都有這個問題,海外有女兒國,有那么多的稀奇古怪的部落,《山海經》里面太多了。

        所有這些東西集匯起來,我就覺得理解自己所在的空間,是有多么重要。

        包括我一直說,為什么賈平凹、莫言、閻連科、劉震云這幫鄉土作家,其實進城都已經20年以上了,但是他們都寫不好城市。他們寫鄉村沒問題,但是一寫城市就崩盤。為什么他們對城市的空間都不理解?這個城市怎么構成的?其實大家都不理解。

        這是個根本的問題,就是我們生活在城市里面,但是我們其實像城市里面的一個浮游生物一樣,我們不知道周邊是個什么樣子。這點其實是很要命的,我覺得。你對自己身處的世界都沒想象清楚,你怎么去想象更廣大的宇宙?

        再加上城市現在又越來越均質化,越來越千篇一律。每次我們到一個新的城市,早上醒來會一時想不起身在哪個城市,因為沒有特色。所以尋找城市的特點,尋找我們所在的熟悉的城市的特點,就會變成一個任務。我們老講“知識拼圖”,如果想做一個比較健康、比較完整的人,他的知識拼圖里有一塊必須是空間——你住的空間,你周圍生活的空間,它是怎么來的?它的歷史從哪里來?它是怎么走到現在這個狀態?包括讀不懂古地圖,實際上就在于你不理解那個城市怎么樣建立起來的,以及這個城市怎么樣演變到今天。

        今天我們“走讀”的時候,臨時走到了西什庫教堂,我就想,1900年的時候,全北京的外國人都聚集在這里,外面滿是清兵和義和團,他們在里面的想法如何?為什么選西什庫來躲避,而不是東交民巷?就因為那個地方有高墻,而且院子夠大。在那段日子里,各國的這些男性、女性,老人、小孩都住在那里面。要是拍故事片的話,會是很有趣的一個故事,一個圍城的故事。里面人都不知道自己是坐以待援還是坐以待斃,他們不知道來到一個遙遠的東方國家,會突然要面對這樣的一場意外。

        到一個陌生城市

        我一般是很喜歡用腳去丈量的

        所以“讀城”,其實是我自己的一種,說“心愿”也好,“習慣”也好。比如我到一個陌生城市,我一般是很喜歡用腳去丈量的。我的思路是我會找幾個我覺得這座城市最有歷史的幾個點,把它作為一個基本坐標,然后來看別的地點跟它們的關系如何。我特別關注的是空間,是距離。

        2012年出版《民國了》,到去年再版《民國了》,我都一直堅持說,插圖不放當時人的照片,因為我覺得對時人的想象不缺乏,隨便哪里一翻都是一堆舊照片。但困難的是對地圖的想象,比如說“雙十”武昌起義,到底兵營跟軍械庫的位置關系是什么?軍械庫跟湖廣總督署的位置關系是什么?湖廣總督要逃到軍艦上,這二者的位置關系又是什么?這個時候張騫在對岸看到武昌起火,漢口跟武昌的位置關系又是什么?

        我不確定武漢人知不知道這些,大多數人肯定不知道。你要去想象這場革命,你要是想身臨其境地去理解那個時代,你是需要有這么一個想象能力的。包括我們重走五四路,從天安門到趙家樓,中間發生什么事情?他們是怎么走過來的?你怎么去想象當初的這個過程?這是大的歷史方面。

        說到文學作品里的細節,今天我們走北長街的時候,鳳梨說,你們想象一下,我們現在就是虎妞,我跟祥子發生了感情,然后祥子跑掉了。這個男人我是想抓住的,今天我假裝我懷孕了,我要把他逼回來。于是虎妞從西安門大街的人和車廠走到北長街曹先生家,去跟祥子說“我懷孕了”,然后她把祥子拉回到西安門大街。這條路上有好多小細節,虎妞興高采烈,幻想著未來的婚后生活;祥子悲慟欲絕,如墜冰窟,怎么突然就喜當爹了!包括走到北海團城的時候,鳳梨說了一句我印象很深,他說祥子往回走的時候,因為太悲傷了,所以頭撞到墻上了。你要走到那里,去摸一摸城墻磚,可以體會一下撞上去是什么感覺。

        鳳梨又說,老舍寫《駱駝祥子》時不在北京,但他把每一個環境的細節記得特別清楚,幾乎沒有偏誤。但這不是老舍最厲害的地方。像張北海的《俠隱》,幾乎是炫技式地寫李天然在西單那片地亂跑,把每一條街巷都寫得清清楚楚,你可以按照描寫畫出一張地圖來。但是張北海遠遠不如老舍的地方,是他筆下人物的感情,跟那些地名沒有產生關系。但是你看《駱駝祥子》也好,你看《四世同堂》也好,那里面的人,跟他到的每一個地方都是有關系的,比如說北海的美景,跟祥子的低落的心境,構成一個什么樣的關系,等等這樣一些東西。

        要理解人、理解作品

        “人地文史”四要素是不能夠分開的

        在你閱讀和走讀的過程當中,會形成一種印象,而這種印象會讓你對文本和歷史,產生巨大的一種親和力。在產生了親和力以后,你才能說,我真正貼近了文本和歷史。不然你看再多的書,看再多的知網論文,都沒辦法,那只是技術上知識上的積累,它不是切身進入的一種感覺。

        就好像今年清明節我專門去了——因為烏鎮人多,杭州人也多——我就從杭州去了富陽,我去看了郁達夫的故居。雖然郁達夫的故居已經搬掉了,但山水還在,你馬上就能感覺到這個地方為什么出郁達夫這樣的才子。它跟山水有絕對的關系,你可能說不清楚,但你到那兒以后你就能體會到這一點。不到富陽,你完全意會不到富春江的這種風光,會對一個作家的心靈產生多大影響。

        一個人出自窮山惡水,和出自風光秀麗的地方,他的想法完全不同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你要理解人、理解作品,你都需要理解“人、地、文、史”,這四個要素是不能夠分開的。所以我說為什么它應該成為一個必修的功課?就在于你要理解任何的情感、任何的文本、任何的思維邏輯,都離不開對空間的理解。

        而理解空間,最重要的一點,是引進各種各樣的學科。如果說僅僅是文學,或者僅僅是歷史的話,很多人都做過了。現在城市學是門顯學,唐宋明清的城市研究,在歷史學界也是門顯學,文學界也很熱衷于空間理論。但是我總覺得很多東西還是兩張皮,沒有真正把所有的知識整合到一個東西里。

        我們從非虛構進去,我們從城市是什么樣子進去,到我們要討論城市為什么是這樣規劃,最后我們的落腳點是城市被說成什么樣子。這是三個層面的東西,而最后這個層面,是最靠想象力的,就像卡爾維諾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一樣。同時這個層面,也是最能夠把所有東西都綜合起來。

        沒有詳盡的調查、理解與想象

        很難從城市文學角度去研究作家

        還是以到高郵為例,以前我也去過高郵,但是沒有運用城市研究的眼光去觀察。去年也是帶著課題任務去,所以我會關注高郵這座城市本身,比如說高郵在整個大運河這條線上,它承擔一個什么樣的職責?為什么近代頻發水災?高郵的水災對當地的文化生態與文人心態產生了何種影響?這些影響又是怎樣影響到汪曾祺的故鄉記憶與鄉土書寫?

        再細一點,汪曾祺的故居很多人都去過,但是現在城市的樣貌變化很大,沒有城墻,擴大了很多,所以我們看不出來到底汪曾祺的住家是在城里還是城外。所有的研究都沒有提到過這一點。我盡可能地尋找了高郵的老地圖,又訪問了當地的老人,才明白了一點:汪曾祺筆下的所有店鋪,包括大淖,包括小學校、米鋪、醬園、當鋪、藥店,那些小人物生活的空間,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北門以外,從汪曾祺家走到五小的這條路上,完全是一條城外的商業街。

        明白了這一點,再回頭看汪曾祺和高郵,意味就會不一樣了。汪曾祺的記憶與關注點,是跟汪曾祺的家庭住址、他們家的社會地位,還有高郵本身的文化特點分不開的。比如說北門為什么會形成一個商業集市?第五小學為什么會在那個地方?它緊鄰承天寺與天地壇,跟高郵近代的宗教變革又有什么關系?還有為什么汪曾祺總是寫各種醫生?為什么高郵在民國期間出的中醫特別多?這樣一些問題,都是去認知作家作品與城市關系的一把把鑰匙。我認為如果沒有詳盡的調查、理解與想象,就很難從城市文學的角度去研究作家,容易陷入“作者說什么就是什么”的跟隨式批評這個陷阱里去。

        你去一個城市玩了幾天,你看過它的歷史,看過它的現代,看過它的商業,看過它的建筑,但是你跟別人描述這座城市的時候,你會把它混成一堆來談。這里面有能力和水平的差異,但方向是這樣的。怎么樣把各種各樣的知識和方法綜合起來,能夠描述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某個時代的城市,這是我的理想。

        整理/雨驛

        責任編輯:劉琰(EN004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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